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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gust 22

    转载央视女主持王利芬极品奇文一篇

    在科大混过的人,很多都接触过丁学良先生吧。所以我们又看到了一个CCTV版女人,不知道她是不是发自内心的CCTV,还只是扮演个丑角而已。
    昨天到北京,我坐在办公室,一抬头就可以看见那幢被烧的楼,近距离看视觉真震撼啊,我心里不由有点幸灾乐祸起来。谁能说这场大火纯属偶然呢?没有那么多CCTV的因素,火那么容易烧么?
     
     
     
    王利芬文(这里附录的其最初发表的版本,现在的版本已经多处删改,挖苦丁学良出身的,威胁丁学良要到处被封杀的内容在现在的版本都被删了。现在版本见王利芬博客。原版请百度搜索“丁学良先生不受《我们》栏目欢迎 出身寒微”
     

    今天(2009-8-18)《我们》栏目录制《如何培养国际化人才》这一集节目,受邀请嘉宾非常特别,是2009年欧美同学组织的与国家中组部座谈的国际化高级人才,多半在海外有成就的,一共四十多人回国参加这样的座谈会,我们邀请他们来我们演播室制作一期《如何培养国际化人才》的节目。 

    节目开始现场导演将本次节目的流程进行介绍,丁学良先生一直闭着眼睛表现出很不耐烦的样子,没等现场导演介绍完,便大声打断说:“你这样把我们弄糊涂了,你知道吗?我们也跟CNN合作过,他们完全不像你们这么多程序!”我们那位刚参加工作不久的现场女导演被他弄得不知所措,很是难堪。我只好将她的工作接过来,并告诉大家必要的流程,同时也告诉他,为了录制的顺利,CNN的演播室对于嘉宾也是有要求有程序的。这算是发生在演播室不愉快的第一幕。这一幕在我脑子中的定格是他说跟CNN合作过这个经验时的牛气。 

    录制过程中,我们请网真系统连线的来自复旦大学和同济大学的同学发言时,丁学良打断录制问我,为什么不请华东师大的学生?说是华东师大的学生与教育相关。我解释说,今天我们谈国际化人才的培养是一个综合问题,不仅仅是学校教育的问题,这应该说是第二幕了。这一幕定格在我脑子中的是他不怎么友善的较真眼神。 

    接下来当谈到他们B组的方案时,上台代表B组的两位主讲老师在讲完一页后,被我们的工作人员收走了,但丁学良先生想以这张纸为依据要做补充,这时其他嘉宾还在发言,他向我们拿走那页纸的工作人员(还是那位现场导演)使劲挥手,我从他的侧面看过去,发现他急着想把那页纸让工作人员拿回来,脸上的神情真的很难看,我们那位现场导演一路小跑过来时,我从很远就能看到她神情紧张发青的脸。当时我为我的团队成员的遭遇真的难过无比,但为了让节目顺利录下去,我一言未发。这是第三幕,我脑子中定格的是从侧面看过去丁学良先生较凶狠的眼神。 

    丁学良要回那张纸后他补充了一些他的观点,然后说低头说了一声我要走了,就径自朝演播室外走去。我看到我们的几个工作人员一路小跑去送他。这一幕让我们目瞪口呆!因为节目只录到一半。从《对话》开始到《经济信息联播》到《赢在中国》再到《我们》,其间我们邀请的嘉宾上到国家总统下到百姓庶民,没有一个是自己说完就走的。有一个是刘长春的儿子是生气别的嘉宾离开的,他离开的理由是忍受不了别的嘉宾跟他不同的意见。而丁学良先生是说完后没说任何理由就走。这是第四幕,这在我脑子中的定格是他旁若无人的背影(此处与朱自清先生笔下的背影大相径庭)。 

    丁学良先生走后,我们的节目依然继续录制着,他走后嘉宾提议如果要发言的话,请举手,这样我们的秩序不会乱。事实上,我们演播室一直是这样的一个规矩,这也是所有论坛的规矩,否则谁也听不清。但丁学良先生今天录制的几次发言都是不等别人把一个句子完成他就抢着说。他的声音大,气势也大,发言时走遍全场,别人只好停下让他说下去。事实上,他走后,演播的秩序好了许多,并且大家在一种更加理性和建设性的轨道运行。 

    也许丁学良先生很忙,有许多重要的事情等着他,但此次组织节目的人并没有要求每一位参加,有十多位就没有来。而且参加者也告知了录制节目的时间长度。丁学良先生大可不必在百忙中抽空来,而且是来了说完就走。他这一走其实无声地向大家说,你们的时间没我重要,你们只配听我的观点而我可以对你们的观点不屑一顾,这是他的背影告诉我们他的逻辑。我也不知道,其他嘉宾的水平是否就比他低,我只知道他们都是受邀请回来的海外高层次人才。两个月前,我看到一次丁学良先生,那次是2005委员会组织以秦晓为主的几个嘉宾参加“未来30年中国向何处去?”他也在其中,当时的他也是这样随便打断别人,在台上坐姿极其散漫,不把其他人放在眼中的样子。 

    那么大家会问,丁先生是不是就是这样的行事的,在任何地方都我行我素不顾他人感受呢?如果是那样,我们可以说这是他的风格。但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不是!昨天,中组部长李源潮先生在统战部召开的关于向海外招收高层次人才的座谈会上,我恰好坐在丁学良先生的后面,会议持续了三个多小时,开头有照相,有海外代表发言,有即兴发言,有李部长的发言。我看到丁学良先生非常规矩,既没有抢话,也没有早退,更没有激进的言辞,只是认真地听着。昨天谈的问题跟今天相差不大,以他在今天演播室的观点,他理应会有许多激烈言辞的,但他还真没有。看来,丁学良先生并没有什么既定的风格,还是看什么饭下什么菜。 

    回想丁学良先生昨天的认真,再看看他今天让我们一个小小的工作人员难堪、吓得脸色发青、说完就走后骄傲的背影,也就是我写的上述四幕,真的让人非常难过,也为他可悲。难过的是,作为学贯中西还在哈佛大学拿过博士学位的一位大学教授竟在大谈创新人才培养时不知道一个成人在公众场合所要遵守的社会基本道德规范和基本礼仪。他不知道,一个创新的人在参加一个论坛或一个会议提前走要跟主办方提前打个招呼。可悲的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本应最最具有人文关怀人道色彩的特征在他身上不但很难找到,而且是惧强欺弱。我丝毫不掩蔽我的观点:后者,是我本人深恶痛绝的!这也是我要创办《我们》栏目提高社会文明水准的原因之一…… 

    其实,丁学良先生来自安徽省一个农家,从小就生活在我们所常说的弱势群体之中,我们看到网上关于他本人的家世是这样的介绍的:“出生于皖南农家。自幼失怙,颠沛流离,幸有慈母鞠育,饥寒之中,不敢丢弃学业,断断续续,念至初二。”如果这个描述是真的,我相信丁先生一路的成长少不了受人呵斥,但我们不希望如今已经是被认为海外高层次人才的丁学良先生要将这种他曾受过的不好的感受还给社会,因为丁先生应该读过无数的书,这些书中应有一些荡涤心灵的东西。(叶楚华按:这一段已经被王女士删除了。网友在王文下面说——既然是嘉宾,就应该受到尊重!……尤其是你说丁先生出身贫寒,你也是人到中年,没有涵养、学养、教养!我不认识丁先生,但是我知道,出身不能选择!何况王利芬也是贫寒出身!……反映了你心理的阴暗…… ) 

    丁先生到处讲学,其中包括大学该怎么办?大学是培养年青人的地方,我没听过他的这方面的讲演,但我希望他把人道人文的东西加上,否则,听了他的讲座的年青人如果像他的行事风格,做人之道,我真的心生恐惧。 

    这封信写完后想象着他一定很生气,但是我真的希望他不要生气,而是好好回忆一下我说的那四幕(这四幕是否真实有几十人为证),并把自已对象化,也就是说想想如果是别人像他这样,他自己作何感想。如果有这样的反省,我们会看到一个不同于,或者说好于以前的丁学良先生。否则,不欢迎他的不会只是《我们》栏目,而是丁先生出现的许多场合。 


     

    2009-8-18晚十点半 

    丁学良对此的回应是:
     
    “我们社会里之所以有那么多的愤青愤中,王利芬之类的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因为她(他)们养成的工作习惯就是在最好的情况下多假少真,半假半真,在关键的情况下以假乱真,以煽动不着边际的仇恨宣泄,从而转移公众对社会真问题的关注。”
    “我就像一个挑着重担赶路的挑夫,不能对路边磕瓜子、吐口水的那些人停下来理论一番。”“最好的澄清事实的方式就是: 电视台女士王利芬在煽动愤青的同时,把那场电视节目的完整版本从头到我离开的那刻,照样直播,一个字、一片段都不要删节,这就够了。”
    August 14

    转载好文一篇

    张宏杰:乾隆盛世是一个饥饿的盛世(《乾隆皇帝的十张面孔》序言)

    公元1793年,也就是乾隆五十八年夏天,英国派出的第一个访华使团到达中国。

    英国人对这个神秘的国度充满好奇。他们相信,中国就像马可波罗游记中所写的那样,黄金遍地,人人都身穿绫罗绸缎。

    然而,一登上中国的土地,他们马上发现了触目惊心的贫困。清王朝雇佣了许多老百姓来到英使团的船上,为英国人端茶倒水,扫地做饭。英国人注意到这些人“都如此消瘦”。“在普通中国人中间,人们很难找到类似英国公民的啤酒大肚或英国农夫喜气洋洋的脸。”这些普通中国人“每次接到我们的残羹剩饭,都要千恩万谢。对我们用过的茶叶,他们总是贪婪地争抢,然后煮水泡着喝。”

    使团成员约翰·巴罗在《我看乾隆盛世》中说:“不管是在舟山还是在溯白河而上去京城的三天里,没有看到任何人民丰衣足食、农村富饶繁荣的证明。……除了村庄周围,难得有树,且形状丑陋。房屋通常都是泥墙平房,茅草盖顶。偶尔有一幢独立的小楼,但是决无一幢像绅士的府第,或者称得上舒适的农舍。……不管是房屋还是河道,都不能跟雷德里夫和瓦平(英国泰晤士河边的两个城镇)相提并论。事实上,触目所及无非是贫困落后的景象。”

    毫无疑问,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之一。有的评论者甚至还去掉“之一”二字。

    确实,乾隆统治下的中国,纵向比,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人口最多、国力最盛的时期。横向比,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称之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盛世,毫不为过。何以我们五千年文化结出的总结性的盛世在英国人眼中居然如此黯淡?

    原因是,乾隆时代的普通英国人生活水平差距实在太大了。

    十四世纪,欧洲人并不中国人富裕多少。他们的食物中肉食比重并不算高,一大块面包加一碗浓汤就已经让辛苦了一天的英国农夫心满意足。但是随着经济的质变,欧洲人与中国人生活水平的差距已经越来越大。

    十八世纪工业革命前期,英国汉普郡农场的一个普通雇工,一日三餐的食谱如下:早餐是牛奶、面包和前一天剩下的咸猪肉;午饭是面包、奶酪、少量的啤酒、腌猪肉、马铃薯、白菜或萝卜;晚饭是面包和奶酪。星期天,可以吃上鲜猪肉。工业革命后,英国人的生活更是蒸蒸日上。1808年英国普通农民家庭的消费清单上还要加上2.3加仑脱脂牛奶,1磅奶酪,17品脱淡啤酒,黄油和糖各半磅,还有1英两茶。

    乾隆年间的中国人吃的是什么呢?

    几千年来,中国农民主要食物是粗粮和青菜,肉蛋奶都少得可怜,通常情况下,在春荒之际,都要采摘野菜才能度日。乾隆时代,民众吃糠咽菜的记载笔笔皆是。据《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农业卷》介绍,普通英国农户一年消费后,可剩余11镑,约合33-44两白银。而一个中等中国农户一年全部收入不过32两,而年支出为35两,也就是说,辛苦一年,还要负债3两,才能过活,根本没有生产剩余。所以一旦遇到饥荒,普通人家会立刻破产,卖儿卖女十分普遍。

    乾隆盛世的贫困,不仅仅体现在物质上,更主要的是体现在精神上。

    到达浙江沿海后,因为不熟悉中国航线,英国人请求当地总兵帮他们找一个领航员。总兵痛快地应答了。

    英国人看到了意想不到的一幕。总兵的办法是派出士兵,把所有从海路去过天津的百姓都找来。使团成员巴罗说:“他们派出的兵丁很快就带回了一群人。他们是我平生所见神情最悲惨的家伙了,一个个双膝跪地,接受询问。……他们徒劳地哀告道,离家远行会坏了他们的生意,给妻子儿女和家庭带来痛苦,总兵不为所动,命令他们一小时后准备妥当。”

    中国人司空见惯的一幕让英国人不寒而栗,在欧洲这是不可想象的。英国人说:“总兵的专断反映了该朝廷的法制或给予百姓的保护都不怎么美妙。迫使一个诚实而勤劳的公民,事业有成的商人抛家离子,从事于己有害无益的劳役,是不公正和暴虐的行为。”

    这仅仅是英国人一连串吃惊的一个开始,比这更让他们震惊的事还在后面。

    在船只行使于内河时,英国人注意到,官员们强迫大批百姓来拉纤,拉一天“约有六便士的工资”,但是不给回家的路费。这显然是不合算的,许多百姓并不想要这份工资,拉到一半往往连夜逃跑。“为了找到替手,官员们派手下的兵丁去附近的村庄,出其不意地把一些村民从床上拉出来加入民夫队。兵丁鞭打试图逃跑,或以年老体弱为由要求免役的民夫的事,几乎没有一夜不发生。看到他们当中一些人的悲惨状况,真令人痛苦。他们明显地缺衣少食,瘦弱不堪。……他们总是被兵丁或什么小官吏的随从监督着,其手中的长鞭会毫不犹豫地抽向他们的身子,仿佛他们就是一队马匹似的。”

    乾隆盛世的秩序原来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而同时代的欧洲,人权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一个人不管地位多高,都不能任意将另一个人置于脚下。

    1747年,也就是乾隆十二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建了一座夏宫,叫无忧宫。没想到这个无忧宫却给他带来了麻烦。原来他的这个王宫选在了一个平民百姓的风磨边上。在修建期间,磨坊主向法院起诉国王,说新建的王宫挡了风,不利于风磨转动。最后国王不得不屈膝让步,同意对磨坊主陪偿。

    这个故事有助于我们理解英国人何以对乾隆年间中国人的人权状况如此吃惊。

    乾隆盛世的出现,有赖于乾隆皇帝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传统人治明君的所有技术资源,挖掘了中国传统体制的全部潜力。如果乾隆生活在汉朝或者唐朝,他也许无愧于伟大二字。因为那个时候,野蛮和贫困横行于整个地球。

    然而,乾隆时代的世界,与汉唐已经截然不同。在乾隆出生以前,世界就已经进入了全球化过程。

    1522年,麦哲伦船队完成了环球航行,标志着地理大发现的完成。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相继来到中国南面的海域,频频叩打中国的大门。全球化过程从此开始。任何国家想永远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

    而乾隆所处的十八世纪,更是人类历史伟大的转折点。正是从这个世纪起,历史开始跑步前进,速度达到了令人头晕目眩的程度。“乾隆在位六十年,正好是英国经历了产业革命的全过程。”“在此之前,……地球的底层蕴含着庞大的资源和能量,人们一直在探求而少收获。十八世纪,一下子得到了打开宝库的钥匙,新的生产力像蛰伏地下的泉水,突然地喷涌进射出来。工农业产量几百倍、成千倍的增加,物质财富滚滚而来.源源不绝。”

    而这个世纪政治文明的进步并不慢于物质文明。乾隆十三年(1748年),孟德斯鸠发表了名著《论法的精神》。1776年,也就是乾隆四十一年,美国宣布独立。1789年,也就是乾隆五十四年,法国爆发资产阶级大革命,发表《人权宣言》,提出了“主权在民原则”。1795年,乾隆皇帝退位后的第二年,华盛顿宣布拒绝担任第三任总统。

    十八世纪,世界文明大潮的主流是通过立宪制和代议制“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化,把他们关到法律的笼子里”。西欧社会的政治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普通人的公民权利保障大为提高。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了空前的解放。

    而在地球的另一端,乾隆皇帝却在做着相反的事情。虽然乾隆的爷爷康熙皇帝已经知道地球是圆的,知道世界上有五大洲,知道有人环绕过地球。虽然乾隆年间西方传教士已经向他介绍了日心说,虽然英国使团给他带来了天体运行仪、地球仪、赫歇耳望远镜、帕克透镜、巨型战舰“君王”号舰艇模型,甚至还有热气球和复滑车表演,他却对世界大势的变化没有丝毫敏感。他视民间社会的活力和自发精神为大清江山永固的最大敌人,积六十余年努力,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缜密、最完善、最牢固的专制统治,把民众关进了更严密的专制统治的笼子里。

    大清社会各个层面都处于他的强力控制之下:

    他通过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杜绝了皇族、外戚干政的可能,使他们只能老老实实安享俸禄,不敢乱说乱动一下。他以高明的权术和超常的政治恐怖把大臣们牢牢控制在自己的股掌之间,以确保君主的意志在任何时候,任何领域都畅通无阻。

    对敢于反抗的“刁民”,他的态度是一味镇压。在他眼中,皇帝、官员和百姓,是父亲、儿子和孙子的关系。不管父亲如何虐待儿子,儿子也不许有丝毫反抗。因此,老百姓无论被贪官污吏如何压榨剥削,走投无路,也只能听天由命,不得“越级上访”。对于群众聚众抗议,维护自己的权利,他总是视如大敌,一再强调要“严加处置”,甚至“不分首从,即行正法”。

    对于知识分子,他更如临大敌。他以超级恐怖为手段,扫除一切可能危及统治的思想萌芽。乾隆年间仅大的文字狱就出现了一百三十件。三十余年的文字狱运动,如同把整个社会放入一个高压锅里进行灭菌处理,完成了从外到里的全面清洁,消灭了一切异端思想萌芽的完美局面,打造了一个他自认为万代无虞的铁打江山。

    因此,乾隆盛世是逆人类文明主流的产物。

    乾隆盛世的功绩是创造了空前的政治稳定,养活了数量空前的人口,奠定了今天的版图。

    然而乾隆时代给中华民族精神上造成的永久性创伤,远大于这一时一世的成就。

    中国历代统治者都认为,只要让全体中国人都“做稳了奴隶”,就是最大的德政,不管采取什么手段。横向对比十八世纪世界文明的发展,乾隆时代是一个只有生存权没有发展权的盛世。纵向对比中国历史,乾隆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民众权利被剥夺得最干净,意志被压制得最靡弱的时代。乾隆盛世是一个饥饿的盛世,恐怖的盛世,僵化的盛世,是基于少数统治者利益最大化而设计出来的盛世。乾隆时代的中国人,是“做稳了的奴隶”,只许有胃肠,不许有头脑。只有这样,大清江山才能亿万斯年。

    乾隆的盛世监狱精心塑造出来的国民,固然是驯服、听话、忍耐力极强,却无法挺起腰板,擦亮眼睛,迎接扑面而来的世界大潮。

    英国人一到中国,马上发现中国人远不是传说中的那样,是“全世界最聪明最礼貌的一个民族”。他们发现中国人普遍缺乏自尊心、自私、冷漠、对公众事物漠不关心。

    英国人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接触过中国人,那些人看起来都很正常。在菲律宾群岛、巴达维亚、槟榔屿,“和其他我们东印度公司属地”,中国移民的“诚实跟他们的温顺和勤奋一样出色。……在那些地方,他们的发明创造和聪敏似乎也跟学习模仿的精确一样出色”。然而,生活在自己国家中的中国人,却远没有海外中国人那样活泼自然,也缺乏创造力。他们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更胆小,同时也更冷漠、麻木和残酷。

    使团的船经过运河时,一伙看热闹的人压翻了河中的一艘小船,许多人掉进河中。巴罗说,“虽然这一带有不少船只在行驶,却没有一艘船前去救援在河里挣扎的人。……劝说我们船上的人开过去援救也得不到响应。不错,我们当时船速是一小时七英里,这居然就成了他们不肯停船的理由。我确信这些不幸的家伙中有几个一定是丧命了。”

    英国人分析说,这是中国统治者精心塑造的结果:“就现政权(满清)而言,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其高压手段完全驯服了这个民族,并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这个民族的性格。他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完全由朝廷的意识形态所左右,几乎完全处在朝廷的控制之下。”

    马戛尔尼对中国政权的结论更广为人知:“这个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状况,严格地说是一小撮鞑靼人对亿万汉人的专制统治。”这种专制统治有着灾难性的影响。“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他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

    虽然登峰造极,但乾隆的统治并没有任何新意。乾隆盛世不过是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大总结和大重复。不幸的是,这个盛世出现在不应该出现的时候,因此其成就如果烛火遇到了太阳,一下子黯淡无光。

    面对几千年未有之世界大变局,如果中国的专制统治不那么密不透风,中国社会不那么铁板一块,西方涌来的文明新潮才有可能自然地浸润这片古老的土地。可惜,中国恰逢了一个执政能力空前提高的“盛世”。以乾隆为代表的专制精神造成的中华民族精神上的孱弱、保守、僵化,不但是鸦片战争中中国失败的原因,更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现代化路上走得如此跌跌撞撞、艰难曲折的原因之一。在乾隆死去二百多年后,仍然有人连篇累牍地歌颂乾隆盛世的稳定和伟大,研究揣摩乾隆治术的高深。许多人仍坚定地认为,只有乾隆的风格和方法才适合这片独特的土地。

    只有透彻了解了乾隆时代的另一面,对这个时代的得与失进行一个全面准确的评估,我们这个民族才算没有白白经历“乾隆盛世”。

    参考书目:

    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  戴逸等  辽海出版社  出版时间:1999-06-01  

    我看乾隆盛世  约翰.巴罗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7-1

    乾隆皇帝与马戛尔尼  泰国经高换婷 紫禁城出版社 出版时间:1998-08-01

    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英)斯当东著;叶笃义译   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时间:1997-06-01

    停滞的帝国  佩雷菲特 著王国卿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1993-05-01